习近平向“中国－瑞士旅游年”闭幕式致贺词

试图更改这种法律，乃是一种罪过。

……汉以后的法律中了儒家哲学的遗毒，偏偏要将难以尽从的教训籍法律的工具来强制执行!结果把民族的心理缠脚般地缚束。在这次争论中，守旧派并没有象样的理由，只是抱着祖宗的成法和陈旧的道德观念，依仗传统势力的强大而让革新派不得不屈居下位。

[68] （德）康德著，苗力田译：《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黑体字是原文有的。试问不用法律的手段怎能惩治这种人性恶？试问还有什么更好的手段遏止这种人性恶？诚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对道德伦理关系中恶的对立有不同的界定，我们以今天的道德伦理观念或许不赞同过去的道德伦理观念，但不同的时代有不同时代的道德伦理观念，不能用今天的道德伦理观念去否定过去的道德伦理关系的历史合法性，更不能因否定过去的道德伦理进而否定用法律的手段制裁、调整道德伦理关系中恶的对立的必要性。在这十恶中，一、二、三恶的指向都是国家或国家象征，是危害、背叛国家的大罪，涉及公共道德的侵害。第四议能，系指对国家对社会有大成就者，按照我们的道德标准，应划入道德之域。《十二铜表法》成文于公元前五世纪，因其刻于十二块铜板上而得名，第一表传唤，共九条，是关于传唤当事人到法庭的一些规定。

但是，仍然因为对人性的善与恶缺乏更深入的了解，尽管在确定了德主刑辅的《唐律》之后，法治的效果也未能尽显，或失之于宽，或失之于严，竟至沦为宽严皆误。二者最大的共同处，是都有引人向善的机理。土地私有化进一步加剧，贵族阶级渐趋没落，地主阶级日益壮大。

撇开具体的条文不论，这实质上涉及到中华法系的根本，即德治礼教在法律中的地位和作用。刑法方面总的有《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单行的有《戒严法》，《治安警察条例》，《惩治盗匪法》，《陆军惩罚令》，《陆军刑事条例》，《海军刑事条例》，《徒刑改遣条例》，《易笞条例》，《乱党自首条例》，《边界禁匪章程》，《私盐治罪法》等。更精彩的是，在这个大争之世，诸子百家都在寻找最根本的遵循，即中国传统中的道。[51]彳亍百年之后，东汉的仲长统明确说到德主刑辅：德教者，人君之常任也，而刑罚为辅助焉。

更普遍更常用的是《国语·鲁语》中的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姑且不说刑起于何处，但就法律的权威性和强制力，刑是都具备的，它以统治者至高无上的权力，强行将一套规则施之于民，以维持社会的秩序和稳定，这必须是以国家的形式而出现的。

晋袭魏祚之后，在汉、魏律的基础上结成《晋律》二十篇，多依魏《新律》篇目，少有增删。《明史·刑法志》对《大明律》如此评价：大抵明律视唐简核，而宽厚不如宋。[14] 这段话颇为重要，它谈到礼与刑的关系，更强调礼是大经、是根本。真正值得一提的是魏国，魏武帝及文帝、明帝，都颇重视立法司法，承认法律独立和专门的必要。

[15]又将心比心地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16]《左传》中也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另外，晋国的《刑鼎》、《被庐法》，宋国的《刑器》，楚国的《仆区法》、《茆门法》等，也是一时之选。《汉书·刑法志》中的这段话，较好地总结了秦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法制作为维护社会秩序、保卫人们生命财产的强制性手段，具有权威性、唯一性，为统治阶级所掌控。

综而言之，这一时期的中华法系，守成有余，创新不足，面对宋、明、清三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没有衍生出更有活力的制度设置。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举，万象更始，首先废止了国民党的六法全书，着手新中国的法制建设。

但是遗礼义，弃仁恩，[30]残伤民以骏刑[31]，又何其毒也。[42] 《隋书·刑法志》[43] 《隋书·刑法志》[44] 《唐六典》[45] 《旧唐书·刑法志》[46] 参见杨鸿烈著：《中国法制发达史》第225—307页。

[20]也明确指出，人们之间恶的对立，是刑法产生的原因。这两个维度中国一个都没有，你硬说这就是中国的民主，至少要给出自己的理论说明吧!其实，我们换个方向思考，会豁然开朗。具体论证请看本书附录：西方现代民主政治[86] 见杨鸿烈著：《中国法律思想史》，第289页。而致人获罪的罪名，通常是偷盗、杀人、贪污、不孝、不敬等。这一过程可说是温水煮青蛙式的，在潜移默化循序渐进中埋葬了中华法系，至今中国大多数法律人浑然不觉西方法系的殖民，却默祷着法治春天的来临。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

在我们的理论中，商品交换的出现，引致了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逐和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对立，这为社会对立的日益加剧和恶化提供了现实性。相反，商品经济的破坏性，商品经济的负面影响，却让人们感受颇深。

对于周的属国，针对不同的情况，给予相应的处置。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以礼之所起也。

而且还设立了律博士，转相教授。但民主本身就是舶来品，是由西方人定义的，达尔用通行的两个维度来界定民主，一是多党的竞选，一是人民的普遍参与。

最有西方意味的是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的颁布，虽然以甄采列邦之良规，折衷本国之成宪，为立法原则，则完全按照的是西方理路，更可笑的是，它还是一个二手货，是以日本宪法为母本，[77]而日本宪法又是根据西方宪法而来的。我们说刑是针对恶的对立的制度设置，不管刑以后转变为法也好律也好，这一点都是成立的，也是根本的。而我们更加称许的是孟子与荀子对道的探索。这个《共同纲领》具有临时宪法的作用，其中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

[41]《开皇律》去除了先代的一些残酷刑罚，确定了笞、杖、徒、流、死五种被后代遵循的刑制，笞刑、杖刑、徒刑分别只有五等，流刑仅有三，死刑二，以轻代重，化死为生，确实是一大进步。还值得一提的是汉文帝时肉刑的废除。

监狱条件及犯人待遇的改善[61]等。王者尚其德而布其刑，霸者刑德并凑。

各诸侯国竞相争霸，试图通过改革而达到富国强兵，在法律方面也呈现纷纭的局面。试看近来西方国家的民主困境，再看中国台湾地区的民主闹剧，虽离行将就木尚远，乱象频生则指日可待了。

这种暴力手段，演变为最初的刑，只是针对其外在对手的。袁世凯窃国之后，也不敢脱去民主的外衣。[26]也就是说，孟子所说的道就是人性善，孟子从人性的深处探求道的本源，这不仅是儒家淑世亲民的传统，更是对中国传统智慧的重大贡献。商鞅变法，一法度，奖军功，励耕战，利于富国强兵。

这种指责，不无事实依据，这里暂不辩解，留待后面再议。唐朝不仅在立法上综绎百代、取精用弘，而且在司法方面也多有出新，唐朝的司法部门亦分中央、地方两级，但在中央一级中有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机关，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兼带相互监督。

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为其统治之需要，颁行《至元新格》，主要是行政法律，因其内容单薄而不能满足法制需要。1953年3月公布实施《选举法》。

两晋南北朝这一趋势并未扭转，直至隋朝，法制似有大兴之势，但由于脱却了仁政的羁縻，同样落到了二世而斩的下场。禹刑的刑法种类总称为五刑，即墨、劓、剕、宫、辟五种，均为肉刑，以伤害残杀人的身体为惩罚。